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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伯福斯－－克拉朋聯盟創始者

張文亮

　　沒有人知道這個制度起源於多古老的歷史；
　　沒有人能算出有幾千萬人像條狗似的，
　　毫無尊嚴的死在這個制度下；
　　沒有人能理解那些號稱古老文明、智慧結晶的
　　羅馬、雅典、中國、印度、埃及、波斯……
　　不僅擋不住這個罪惡制度的蔓延，
　　而且默默的歡然享受這個罪惡帶來的甜美滋味。
　　所以奴隸制度，幾乎被畫為
　　勝利與權力的象徵；
　　經濟祭壇上必須焚燒的廉價祭物；
　　社會階級合理存在的不合理制度。
　　單單在非洲，至少有
　　一千五百萬人被擄到伊斯蘭、
　　一千萬人被賣到歐美大陸，去當奴隸。
　　誰能來為奴隸的痛苦申訴呢？
　　一七九○年，在英格蘭的克拉朋，
　　有八個年輕的基督徒，不同的專長──
　　歷史、文學、財經、法律、教育、企管、外交、政治，
　　不同的政黨，不同的個性，不同的背景，
　　卻有相同的信仰與異象，
　　一起奮鬥三十六年。
　　以立法的程序、不費一兵、一卒，沒有流下一滴鮮血，
　　掙斷了罪惡的奴隸制度，
　　解救千千萬萬的黑奴。
　　這一群弟兄就是
　　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。

一、沒有機會跌倒的孩子

　　威廉．威伯福斯(William Wilberforce)生於1759年8月24日英格蘭東北部的赫爾(Hull)港。赫爾港不像倫敦碼頭那樣的吵雜；也不像利物浦(Liverpool)港滿了黑奴販子的咒罵，除了幾隻啼叫海鷗和著貨物搬運工人出力的吆喝之外，安靜的像赫爾河的流水，默默的滑入大海。河畔的山丘上有一幢紅磚造的大廈，威伯福斯十二歲以前經常由窗口遠眺，看港口大街上奔跑嬉戲的孩子，他看得好羨慕，但是他不能出去。遠溯十七世紀中葉，隨著英國逐漸強盛的海上貿易，賺進了許多的財富。可惜人丁不旺，到了1750年代，整個家族只剩下威廉．威伯福斯(以下簡稱威伯福斯)這一個男孩子。於是他很小就飽受媽媽與一堆嬸嬸、阿姨嚴密的呵護，還有許多僕人照顧他的生活起居。威伯福斯既幸福又可憐。他經常發脾氣，希望也能像一般的小孩子在戶外奔跑，就是跌倒了也無妨，不希望在過多的關懷裏，連跌倒的機會也沒有。

二、憂鬱的醃瓜

　　1771年威伯福斯終於有機會離開赫爾城的紅粉堡壘，在媽媽、眾姨嬸、婢女們的千叮嚀、萬交代中前往普克林頓(Pocklington)中學就讀。普克林頓在當時已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，是英國最昂貴的學校。學校林木茂盛，片片金色的陽光灑進古老修院高聳的尖塔，幾位來自一流大學的教授，帶著少數的學生，穿梭在藏書豐富的知識殿堂中。以昂貴學費築起的學習空間，本意也許是好的，但是幾乎扼殺了每個學生的學習胃口，過度的美化學生與老師親近，老師們把好的教出去，卻把人格上不好的東西也在無意間倒了出去。例如聖瓊斯(St. Jones)大學來的教授巴斯喀特(Baskett)，豐富的學問沒有給他帶來什麼生命的喜悅，只有自視過高、懷才不遇的苦悶，其教學的結果，如威伯福斯在家信中寫道：「他是很好的人，教書也頗認真；但是老師經常性的憂鬱，一上起課來，教室裏的同學，就像浸漬在憂鬱瓶中的醃瓜，個個沉悶的打不起精神來。」在這裏書讀不好也被合理化了，更增加學生懶惰的藉口，能唸多少就算多少，反正到這裏來的學生，即使一輩子不賺一分錢，也有用不完的家產在等著他們。

三、文學與打牌

　　威伯福斯不愛上課，不過，中學六年他學到的兩樣東西，影響了他的未來。一是對古典文學的喜愛，尤其擅長背誦古詩，讓自己沉悶的憂鬱隨著抑揚起伏的朗誦音調，流瀉在大氣中，這培養出日後他成為議院雄辯者不可或缺的文雅氣質。二是打牌，威伯福斯過目不忘的認牌本領，及冷靜分析對方出牌後之企圖的能力，使他屢打屢贏，給他帶來日後的自信。

　　1776年10月他進入劍橋大學文學系。他不喜歡數學，很早就自認是數學絕緣體。本來以為劍橋的自由學風，對文學的喜愛有更多的催化。但是太容易的課堂內容，沒給學生帶來什麼挑戰，他索性白天在上課時睡覺，晚上到城外遊蕩、喝酒，直到深夜才爬回寢室挑燈打牌到天亮。不久獲稱為「英格蘭第一牌客」，為了打牌什麼事都可以停擺。不過，誰也沒想到這個不良習性，日後反而使他很快的打入議會政治的核心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牌局中，讓他覺得虛空，覺得每個大人物，包括自己，都有一張見不得人的底牌，而使他認真地尋求，如何做才能使自己人生的底牌變王牌。

四、政治生涯的開始

　　1779年他認識一個與他不同典型的朋友皮特(William Pitt)，皮特的父親曾擔任英國首相。皮特很清楚自己將來要做什麼，他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律，準備將來從政。皮特課餘就到倫敦議院聽議員對法案的辯論。有一次他邀請看來無所事事的威伯福斯與他同去。

　　正反雙方激辯的言詞，像是一把猛錘，敲醒了這個混沌劍橋賭客的心田，一下子把他對古典文學的喜愛與政治辯論的巧妙措辭結合在一起。之後二年，兩人不斷往返倫敦與劍橋。畢業後相約在議會場上見。1780年的春天，威伯福斯在赫爾選區，以劍橋文憑，家族企業的勢力，與帶著古典文學優美詞句的辯論，最高票當選議員。

　　初進議院，許多政治企圖強烈的新議員，就像乍回河川的鮭魚，力爭上游。威伯福斯沒有什麼野心，也缺乏有力人士的引薦，開始只是靜坐一旁，聽人發言。一天，一些資深議員在會後相聚打牌，看威伯福斯既年輕又富有，就請他加入牌局，心想這傢伙一定是很嫩的肥鴿子，很容易騙得他身上的每一塊錢。威伯福斯微笑入座，以出神入化的技術掌握輸贏，像個拉手風琴的人，把他們的錢袋，像音箱似地時而放大，讓他們贏錢；又時而壓小，使他們輸錢；末了讓每個人的本金又回到自己的錢包，為這場遊戲畫上句點，而且除他以外，每個人都覺得又驚險、又可惜、又愉快。就憑這與政治無關的技術，威伯福斯成為政治圈裏的新寵。在1784年的法案辯論上他嶄露頭角，他清楚的思路、嘹亮的聲音、感人的詞句，在人看來，儼然是政治界的明日之星。

　　但是威伯福斯卻不快樂。愈接近政治權力的核心，愈看清個個似乎都在為國家福祉執行公務的人，私底下卻是追逐權力與鞏固自我。政治像是牌局，只有輸贏，沒有同情，而自己又逐漸的深陷其中。雖然有群眾稱讚他的辯論是如何折服人心，通過法案，贏得選票；可是這一切又好像是美麗的泡沫，一下子就破滅了。不曉得自己要的是什麼，煩惱使他天生的視弱症更加惡化，有時幾乎看不見東西，必須依賴別人讀給他聽，醫生勸他要多休息，才能緩和病情，但是政治上的成功使他無法停下。

五、做導遊的事奉

　　1784年10月，威伯福斯帶著母親與妹妹賽莉(Sally)，前往地中海的里維埃拉(Riviera)遊覽。當時的英國貴族有一個不成文的習俗，就是在大學畢業後，邀請一位大學老師作陪，到歐洲遊歷，這稱為旅遊教育(grand tour)。在劍橋大學，米納爾(Isaac Milner)教授被公認為最優秀的學生導遊，不僅風度翩翩，而且見多識廣。威伯福斯見過他後，在日記上寫道：「他的談話非常生動活潑，」就邀他參加。米納爾不僅是個受人愛戴的老師，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，他給人的感覺，是一位很容易相處、平易、踏實的人。陪學生去長途導遊旅行，是他工作以外的另一個事奉。把福音傳給威伯福斯的就是他。

六、跨出信仰的第一步

　　旅行團在10月20日經過多弗(Dover)海峽到法國的加來(Calais)，再順著隆河(Rhone)下里昂(Lyons)、尼斯(Nice)，一路上景色宜人。威伯福斯與米納爾相處愉快，一路上談笑風生。一天威伯福斯批評一個名叫史蒂令弗立特(James Stillingfleet)的牧師說：「他真是一個極端的人，」米納爾問道：「為什麼他是極端的人？」「他竟然宣稱上帝就是那個猶太人耶穌，而且聖經具有絕對的權威。」「哦！那怎麼算是極端呢？」威伯福斯楞了一下。他沒想到這個看似開明的劍橋教授，竟會反駁他的看法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基督徒是一群愚昧、不用大腦、墨守教條的狂熱分子。威伯福斯理直氣壯地答道：「根據索齊尼派(Socinian)的看法，這宇宙有神，但神是不可知的，聖經怎能闡明呢？而且神是全然真善美，怎麼會是耶穌呢？」米納爾在隆河邊的沙灘上停住腳步，定睛看著威伯福斯。他的眼神消失了平日的詼諧，露出了威伯福斯從未見過的認真說：「如果你只是要爭辯，那我不想回答你的問題；如果你要嚴肅的討論，尋找真正的答案，我願以最大的喜悅回應你最兇猛的炮火。」威伯福斯突然想起在驛馬車的行李箱中，有一本沒看過的老書，是道得理治(Philip Doddridge)著的《信仰在心靈中的躍昇與長進》(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)，他奔回馬車，把書給米納爾看，米納爾說：「這是相當精采的一本書，讓我們一起讀、一起討論吧！」

　　認真的慕道友至終成為認真的基督徒。一路上兩人不斷的在旅途中討論書中的內容，並且仔細的查考聖經。1785年2月回到英國，威伯福斯幾乎查考完聖經裏因信稱義的核心真理，也清楚的認識上帝、耶穌基督與人的關係。他深深的渴慕要認識真理，六月再邀米納爾到瑞典一遊。兩人沿途仔細查考希臘文聖經，不斷的討論。風景區是遊玩的地方，對威伯福斯來說，那是他專心注目、更多閱讀聖經，與米納爾討論的地方。威伯福斯以前認為基督耶穌的信仰，不過是一套道德的規範，一種看事物的邏輯，沒有耶穌的信仰是一種脫離束縛的聰明。到了9月，他才認清沒有耶穌的信仰，在根本上是一種墮落人性主控的墮落信仰。威伯福斯到了老年，回憶這次旅行的收穫：「信仰的真理對我變得很清晰，我願意接受耶穌的救恩，即使現在有人告訴我，死後會沉淪下地獄，我仍要在地獄中喜樂。」

七、心靈的黑夜

　　從瑞典回來後，威伯福斯繼續他的政治生涯，卻突然發現信仰使他沒辦法再繼續昔日的生活。他厭惡議院裏的政客，他說：「議院像是挪亞的方舟，裏面都是野獸，沒有幾個真正的人。」並認為過去自豪的辯論，是「無形的虛空」，整個生活、工作與信仰成為連不起來的線。他每天一早起來禱告，但是幫助好像不大，愈敬虔反而落入更深的失望與煩惱的深淵，信耶穌的喜樂彷彿雲消霧散。他寫道：「我非常的難過，我相信一般人不會有這種苦惱。我無法思考，離群索居，終日失魂落魄……，我如果要成為基督徒，就必須照基督的吩咐行，那我將在政治圈中成為一個怪人，甚至失去朋友與前途。政治是我的尊嚴，但基督是我的生命。」在不止息的掙扎裏，他沒有祈求上帝賜下平安，他祈求上帝賜他正確的選擇，為了上帝的旨意，他可以忍受等待時的起伏揣測，以免為平安而平安，而去找一種廉價的、假性的安全感。

八、神啊！你要我做什麼

　　在倫敦他不斷的到各教會聚會，尋找答案。到了12月，他決定放棄政治；在這關鍵的時刻，他遇到了約翰．牛頓(John Newton)牧師。約翰．牛頓年輕時是販賣黑奴的船長，信主後寫了許多著名的詩歌，如「奇異恩典(Amazing Grace)，「耶穌你名何甘甜」(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)等。當威伯福斯夜裏來找他時，他六十歲，對威伯福斯苦毒的情緒以及近乎褻瀆的言詞，沒有一句責備。約翰．牛頓知道這個屬靈的嬰孩，已經聽到太多其他基督徒的勸告，也看了很多敬虔的見證，以致於失去了跟隨的重心，反而以自己的想法和外在環境來定奪。威伯福斯發現約翰．牛頓聽了他一千零一個煩惱後，仍是那麼平靜，給他一個定心丸。約翰．牛頓認為，也許上帝帶領這個年輕人要走一條別人沒走過的路，他建議威伯福斯不要從目前的工作中撤退，靠上帝走下去。末了約翰．牛頓為他禱告，「我盼望並且相信主耶穌高舉了你，是為了祂的教會與我們國家的好處」，這個代禱成為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。當一個人知道上帝救贖他的目的，那個榮耀感比在罪惡中不斷的自責更能振奮人心，使人勇往直前。

九、重回戰場

　　威伯福斯並沒有因為約翰．牛頓的勸慰，就回到議院，他仍常獨自一人到野外禱告、默想、親近主。1786年復活節的早晨，有個年輕人釋放的在野外大聲唱歌、禱告。他事後寫著：「田野裏的一花一草都與我一起歡唱，我的心中滿了感謝與讚美。」他決定要重回議院，並寫道：「第一重要的是，我要回到工作中，認識上帝把我放在這個位置的目的，而不是當逃兵。」十二年後他在《真實的基督教》(Real Christianity)一書中寫道：「一個基督徒不愛世界，並不是以逃避世界來證明自己的不屬世，而是進入世界，活在人群中為耶穌作見證，並且義無反顧。」從此，他看議院不再是滿足自己政治野心的地方，而是他的神學院，讓他慢慢的學習如何在這個位置上，實踐聖經的教導。

十一、道德提升法案

　　死屍法案雖然一時沒有通過，威伯福斯並沒有鬆懈下來。他回到劍橋，開始大量閱讀歷史、哲學、科學的書，以彌補過去大學沒有努力的科目。他說：「讀書有一個好處，在閱讀時自己是時間的主人。」此外，他隨身攜帶一本小簿子，記錄在人群中所聽到、所看到的，他說：「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只是看法，」「我自認是個政治圈裏的天路客，我工作的地方可不是青草地，也不是可安歇的水邊，而是滿了糾纏的荊棘地；我必須常常儆醒與禱告，以嚴謹的生活自我要求，並以聖潔來分辨上帝的同在。我相信上帝不是以我是多麼傑出的政治家來評斷我，而是看我深處的意念與本質是否蒙祂所喜悅。能對聖靈敏感，起來為某個法案或政治圈的朋友禱告，是祂賜給我工作上最的大恩典。」「因此在最困難，或是迷惑時，即使是置身於議院的唇槍舌戰中，我也低下頭，拿起紙筆記錄我的禱告。願我的政治生涯是站在基督的審判台前。」

　　1787年的春天，威伯福斯提出「道德提升法案」，他認為國家政治的革新是由上往下的。無論國王、王后、宰相、主教、法官、議員，愈有權力的人，就需要有愈好的道德，才配維護國家的道德。雖然道德不能改變人心，但是可以減少試探。他提出「法令的執行與訂定者，應該過著比較嚴謹的生活，不該酗酒、辱罵、咒詛、賭博；不該到敗壞風紀的地方，不該從事不合法的娛樂。……這些不道德的事看來起都是小事，但是在小事上嚴格的要求，就能避免大事的偏差。不正確的法律是在小錯上馬虎寬容，在大錯上嚴刑峻法。」

　　這個法案引起不少的反對。菲茨威廉(William Wentworth Fitzwilliam)爵士反對說：「在政治、法律裏講道德，只不過是過度敬虔的基督徒先入為主的觀念罷了！道德是關在你家裏面講的，不是在外面講的，在外面談道德是虛偽的人。在外面需要靈活的運用法律。假如國家當權者講道德，看吧！國家的財富立刻如泡影消失。」議員笛福(Defoe)也反對：「法律是困住那群軟弱的人，一個人權利的多少，就看他能讓法律對他莫可奈何有多少。」在眾多的反對中，威伯福斯力辯：「政治裏的虛偽者不是持守道德的人，而是那一群只要表明一個領袖或主義搖旗吶喊，就可晉身權貴，這種不守法制才是真正的虛偽。所以愈有權力，就愈不守以道德為基礎的法律。你們要知道，有權者能逃脫法律的管制，但是對不起上帝的榮耀，因祂託付我們管理，而我們管理的動機卻是為了滿足自我。沒錯！我是基督徒，我要將基督徒倫理實行在政治、法律中，因為基督徒應是世界的光，既然在生命上有截然不同的本質，就該有截然不同的、合上帝心意的提案，而不是使已經混亂道德的法令，更加的混沌。信仰絕對不是屬於個人的，而是要影響周圍的人。」

　　這個法案仍然沒有通過。但是威伯福斯說：「看吧！我們國家犯罪不斷的增加，絕對不是法律訂的不夠周全，也不是缺乏執法的警力，而是道德降低。這種降低是受從政人員操守的劣化，進而劣化議院，蔓延到社會。我相信英國的命運維繫在一個最基本的點上，就是到底有多少人，當他們遇到政治性的抉擇，或是在關鍵的時候，願意順服基督。因此國家的復興，乃在乎有政治家，即使很少數也好，願意回歸真實的基督信仰裏。」這猶如一具福音炮筒，震出隆隆巨響。有些基督徒政治家開始在議院相聚，組成禱告會。這個禱告會，逐漸形成一個超黨派的小團體，號稱「陽光協會」(Proclamation Society)，宣告一切的政治活動都可以攤在陽光之下，若有任何暗晦不法的活動，歡迎外人揭發。這個團體在1787年年底，發展成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克拉朋聯盟(Clapham Sect)，八位基督徒政治家，不同的背景、個性、黨派、專長，只是因著相同的信仰，一同奮鬥三十六年，將人類歷史上邪惡的奴隸制度，不流一滴鮮血，不用大炮、步槍，只用法制的改革，掙斷了整個奴隸制度。不僅在英國，連當時販賣黑奴的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蘭、俄羅斯等國，也因著他們的努力，通通廢除黑奴販賣。大佈道家衛斯理(john Wesley)曾為這批在克拉朋的年輕政治家代禱：「因著你們的興起，願這整體的見證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議院，如同行在天上。」

　　克拉朋位於倫敦的郊區。威伯福斯所提的法案被封殺後，他病了一場，醫生診斷是潰瘍性的結腸炎(ulcerative colitis)認為：「頂多只有一年的壽命了。」威伯福斯的選區聞訊，都準備要補選新的議員，他的敵手也竊喜那個提倡基督徒倫理的傢伙要完蛋了。威伯福斯就在克拉朋購下一座房子休息養病。這時他的信心陷入低潮，懷疑回到政治界事奉上帝，是上帝的呼召，還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。他在日記中寫道：「主啊！除了你的能力以外，沒有人的能力、智慧、計謀能夠幫助我，我的心急速的奔向你，求你把你的能力賜給你的僕人。哦！主啊，我在極深的困境中，痛苦像座無法忍受的山，壓在我身上，願你憐恤你的僕人，使我重得平靜、安息……」長期的等候禱告，還是沮喪痛苦。他的朋友說威伯福斯不是要死了，就是要瘋了。上帝好像不聽祂僕人的禱告。有一天他禱告：「不是因為失敗就自哀自歎、祈求上帝賜成功來堅固我，或以世人的掌聲來確定這是你的道路。不！無論成敗，無論褒貶，我願回去盡自己的責任。」這時忽然陽光重現，心中的重擔像霧氣般地消失了。「有些事情即使是失敗了，無論大或小，只要是為上帝而做，必能留下長遠的影響。」當他脫離了以世俗成敗來衡量上帝旨意之後，上帝才賜給他解救黑奴的重任。他的病也逐漸好轉。

　　這時，開始有些基督徒到他住的地方討論新法案──「禁止販賣奴隸法案」(Bill of Slave Trade)。從1784年底到1790年初，有七位年輕的基督徒議員或政治家，後來成為很好的朋友，並且約每星期在威伯福斯的家中聚一次，一起探討奴隸制度的現況。這七個人後來都成為歷史上解放黑奴運動的著名人物。

摘自：兄弟相愛撼山河
【蒙校園書房應允轉載刊登】